我是一张摆放在遵义会议会址二楼会议室里的长方形木桌。有人问，为什么其貌不扬的一张桌子也可以成为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哼，真是太小瞧我了!我的故事可不一般。

不过呢，我也确实很普通，在众多革命文物里，我的外表很朴素：身高80厘米，长200厘米，宽100厘米，穿着一件板栗色的土漆“衣服”，现在看上去漆色略退，我的外形在当时还是挺“时髦”的，桌面四个边沿呈鱼背形，四条桌腿上有着方宝瓶式的装饰纹样。

别看我只是一张普通的木桌，我的存在可是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时刻的伟大转折。

不信？你听遵义会议纪念馆讲解员说。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长征进驻遵义城，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子尹路原国民党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私邸二楼会客室召开，史称遵义会议。而我，就是当年开会时所使用的那张会议桌。

听说，新中国成立后，寻找和认定遵义会议会址，就用了4年时间。大家把遵义会议开会的会址一度弄错成了就在我家隔壁的天主教堂，我也险些被大家遗忘了。1954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遵义会议参会者杨尚昆电告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遵义会议会址才初步确定了下来。大家终于找到我了。

我还清晰地记得，红军离开遵义后，柏辉章的表哥余大勋是第一个发现我的，我和周围一些木椅、木凳整齐摆放，小厅内的挂钟、吊灯等用具都原地未动，按他的说法，“像开过会的样子”。后来，柏家办了一所小学，我曾经被抬到小学使用。解放初期，柏家办的小学停办，而我也被移交给了遵义朝阳小学使用。几经辗转，1955年，我又被从学校调拨到纪念馆收藏，我终于在遵义会议纪念馆找到了最终的住处。邓小平、杨尚昆和陈昌奉等领导同志来遵义时，还肯定了遵义会议召开时会场里我的存在。

1994年，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确定了“我”这张长方形木桌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